物極必反，始有兩端。政治本位維系的十七年，文藝學效應主要在政治批評論證中，于是，現實決定論，政治標準第一等成為文藝學效應的突出表征。這幾年，一反從前，文藝學向內轉，許多學科轉入文藝學，藝術社會學、藝術心理學、藝術文化學、藝術符號學、藝術闡釋學等應運而生。細究其實，恰恰相反，它們應當被稱作社會學的藝術學、心理學的藝術學，文化學的藝術論、符號學的藝術學、闡釋學的藝術學等等。這是他學科向文學接近的轉換方式。倘若真能出現文藝學的社會學，那么，文藝學便開始向外擴充了。

這種向內轉的文藝學導致了不少文藝學家的矛盾心態(tài)：既有拓展、建構文藝學的宏圖大略，又有因從事此行而遭人譏笑，以為于世無補的惋惜哀嘆；既有為文藝學而文藝學的專家志向，又有因文藝學不能走向其他學科和公眾的憂慮苦惱；既想在文藝學中一試身手，又企圖贏得超文藝的廣泛承認。是啊，天涯何處無芳草，人事豈能無矛盾。連經濟時代的經濟學家，中間技術發(fā)展團體主席E·F·舒馬赫都在為“經濟學有沒有用”而傷透腦筋，何況這非文藝時代的文藝學家呢？

解決這種矛盾有兩種方法：首先是用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有益知識建造特色獨具的文藝學體系；其次，在此基礎上產生廣泛的文藝學效應，產生超越文藝學范圍乃至文藝圈的效應．形象地說，文藝學建構需要向內轉，文藝學效應必須向外轉。文藝學總是向內轉，會導致“出口轉內銷”的僵滯；如果不朝外轉，不是“內耗”，就是影響“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既然經濟學界的一時之選舒馬赫都說：“如果經濟學家希望成為真正有用的人，他們現在就必須專心致志地對超經濟學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E·F·舒馬赫：《經濟學有沒有用?超經濟學的探索》，見瓊·羅賓遜編：《凱恩斯以后》第40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文藝學家為何不可以發(fā)揮心智、“如法炮制”呢？文藝學家要學者化，文藝學效應卻常常是非常者化的。

文藝學效應與文藝和文藝學深有關系。文藝是一個共同體，內里有各種各樣藝術化了的政治，經濟、商業(yè)、軍事、歷史，工農業(yè)生產、學術文化等、研究文藝的學問自然也應該是一個多面體、與非文藝學和超文藝學的各個方面有著廣泛聯系。莫言新作《天堂蒜薹之歌》的題辭是：“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文藝不可能離開政治、社會、文化及各方面走進“象牙之塔”，文藝學也不可能閉門造車，一昧從事形而上思辯。而且，在現代化進程中，去看那非現代化建設時代所編寫的文藝學著作、教材和論文，有時只能把它們作為歷史文獻看待。新時代的文藝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新時代社會各界發(fā)生了更大變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民主與科學的建設時代，文藝學的“立足”問題便非常突出了。如果文藝學家不放眼世界與中國各方面的重大變化，文藝學效應在社會中便會越來越弱，文藝學自身發(fā)展也越來越受到限制。因此，為了發(fā)展文藝學，發(fā)揮文藝學效應，文藝學家應該開始著手研究文藝學與外緣各方面的關聯，以文藝學為軸心開展文藝學與超文藝學的效應關聯的系統(tǒng)研究，既呼吸外界的新鮮空氣，又向外界輸送新鮮空氣。

文藝學的外緣研究，主要表現在文藝學與社會政治、經濟關系，與文化關系，與人的全面發(fā)展關系的研究上。過去的文藝學在研究文藝與這方面的關系上取得了一些經驗。文藝學與這方面關系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此基礎上予以拓展和顯示。

文藝學和政治、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網狀結構。以往，常常是用政治、經濟來研究文藝和文藝學問題。這種研究方式仍有發(fā)展前途。但它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還可以有更多的研究方式。因為這種研究方式更多地是政治、經濟在文藝和文藝學中的問題，是一個新興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很明顯。當代政治正朝著民主化道路發(fā)展，當代經濟正在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完善化方面延伸。在某種意義上，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日益發(fā)達的時候才不限于書本、學術上的論爭，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可以作為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在這種格局中，文藝學的外緣研究遠比從前復雜多了；文藝學與民主政治、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研究遠比從前迫切了。文藝學如何對民主政治、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發(fā)揮作用的課題開始出現在我國文藝學家的頭腦之中，但真正的研究遠沒展開，效應更是子虛烏有。文藝學中許多方面的問題，如文藝與民主政治，文藝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文藝的個性與在世界格局中的呈示、文藝的倫理取向、價值判斷、情感聯系，均與當前出現的政治、經濟問題相關。通過文藝學的窗口，可能為民主政治、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提供新思維。文藝學家在當前政治、經濟氛圍中，這方面感受甚深，體驗甚豐，把握也較有個性，敏銳程度也相當高。這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作者隊伍的保證，也為文藝學在政治、經濟中的效應提供了現實基礎。有些專家以為，這種研究不屬學術問題，但他們卻常常因政治、經濟受累受困，既然如此，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于己于社會就未尚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且未必不是一個學術問題。從價值論上說，這種研究可能會比純文藝學討論有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現實價值。

在文藝學與文化關系的研究上，文藝學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當文藝學向外轉，文藝學走向其它文化學科、走向文化一心理結構、走向日常文化行為的研究時，可以打破原有的讓其它文化形態(tài)走向文藝學的封閉狀態(tài)，可以讓人們認識到文藝學在非文藝學中的效應。因為文藝學往往超越自身而向非文藝學方面滲透發(fā)展。在報紙、電臺中，我們經常看到“藝術化”“典型化”“審美化”“想象力”之類的文藝學術語。它表明：文藝學走向了新聞傳播媒介，又通過后者走到了人們的內心，形成了具有文藝學素質的文化一心理結構，人們又以此化為巨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這種創(chuàng)造力又呈現為光輝燦爛的文化世界。在古典文學研究中，我更多地看到文化對文藝和文藝學的影響。如老莊之于陶淵明、孔孟之于自居易、禪宗之于皎然和嚴羽、儒佛道之于《紅樓夢》，很少看到古典文藝學對古代和現代文化的功能分析、效應論證，透露力確證等。老莊和禪宗在思維方式上是藝術型思維。老子論道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正是一種模糊而由想象力帶來的包容性的議論。正因為老子和莊禪有此思維，才能對文藝發(fā)生久遠的影響，因而又通過文藝在幾千年的文化史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從《詩經》產生的“不言《詩》，無以對”，《論語》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到現代魯迅的文化作用，卻還未能得到系統(tǒng)的研究，文藝史多為文化史學家占有，文藝史家卻不能更多地以自己的視角反思文化史。不否認過去在這方面曾有過極其表層的文獻式的描述，但深層的開掘尤其與當代文化各方面的關系的研究，則只能是有待來日了。

在文藝學對人的多方面影響上，長期以來一直缺乏“效果史”的研究。盡管我們不能”夸大文藝和文藝學對人的作用，但是，實事求是的探索卻是無可厚非，很有意義的。比如，在文藝對人的道德淪喪的作用上，從事公安工作的人的研究倒比文藝學家研究深入，《犯罪學》中有這方面的大量論證。因為文藝作為一種文化知識，在對人的啟迪、滲透方面往往發(fā)揮巨大作用，在當代社會尤其如此。上面提到的舒馬赫在同篇文章中寫道：“現代世界同時困于三個危機。至少可以一說，對于主要原料供應，首先是礦物燃料供應的未來可供量存在著‘信心危機’。因而出現了如增長極限之類的研究。第二是環(huán)境危機，即維系我們生存的大自然遇到的危機。大自然好象在呻呤和顫抖，好象在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繼續(xù)加強進攻，它將無法生存下去。因此召開了斯德哥爾摩會議。第三是人的本性對經濟生活方式的反應危機。這一經濟生活方式崇拜龐大，因而威脅著淹沒掉人本身。人畢竟是渺小的，只能有把握處理與人相等規(guī)模的同題。組織機構與技術規(guī)模的龐大有時可能給他們一種洋洋自得的感覺，但這將使他們不快樂。整個現代文學充滿著這種不快樂，現代藝術也一祥。”(同上書，P．40)與此同時，現代文藝學中充滿了這種危機感與尋求解救危機的思想，結構主義、闡釋學、藝術生命論、藝術人類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在這方面都曾提出過許多具有藝術論證的設想，在西方和當代中國發(fā)生過影響，對人的個性塑造起過一定作用。人在物質生活基本滿足以后，精神生活會作為突出問題表現出來，對文藝的需求和文藝學的渴望會與日俱增。我們的文藝學應該在這方面做出論證和預測，為人的全面、豐富發(fā)展發(fā)揮作用。

文藝學從事與外緣關系的系統(tǒng)研究，既是解救文藝學自身危機的一條出路，更是使文藝學在飛速發(fā)展的社會中生產廣泛效應的一條出路。因此，它是大有可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