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與鄧榮霖教育基金會聯合發起主辦“2018（首屆）中國管理模式全球論壇”。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企業篳路藍縷，經歷了鳳凰涅槃式的深刻變革，在國際化進程中不斷發展壯大，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引發全球矚目。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作為中國領先的商學院，立志成為“最懂中國管理的世界一流商學院”。6月30日，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與鄧榮霖教育基金會聯合發起主辦了“2018（首屆）中國管理模式全球論壇”。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獲悉，此次論壇主題為“中國企業管理40年”。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負責人表示，此次論壇旨在推動中國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傳播，向世界“講好中國企業故事”。此次論壇匯聚了世界頂級管理學者和卓越企業領袖，系統梳理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企業管理發展歷程，深入總結中國企業管理理論，共同探討中國企業管理模式如何助力新時代中國企業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在論壇主旨發言中表示，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2010年開始，我國經濟總量第一次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財富世界五百強當中，中國上榜公司數量連續增加，2017年達到了115家，在總量上與美國的132家越來越接近。在經濟騰飛的奇跡背后，中國企業經歷了鳳凰涅磐式的變化和進化，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為世人矚目。

劉偉稱，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一直強調要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坐標中去競爭，去發展，努力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貢獻中國的標準和人大的方案。“為此，我們要求學院建設和學科發展要強化全球問題的意識和關懷，加強話語體系建設，推動優勢學科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方面走在前面，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與世界主流學術圈開展平等交流和充分的對話，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提供中國的方案”，劉偉的發言得到與會者強烈共鳴。

云南鄧榮霖教育基金會理事長李琦在主旨發言中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企業取得了極大的發展，非常有必要去系統的梳理40年來中國企業管理發展的歷程，總結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創新模式，共同探討中國企業管理模式的未來發展。然而任何模式都是源于本土的，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去發現和解決問題。這是企業理論與實踐研究中最為核心的指導思想。

原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工商管理學科評議組成員鄧榮霖表示，市場經濟體制包含三個成分：消費者，企業，政府。在他看來，消費者是第一位的，企業管理是面向消費者的。“消費者構成了市場的核心，找到客戶就找到市場，市場不是抽象的，市場不是誰想出來的，是客戶需求的”。

鄧榮霖強調，市場經濟是有政府的經濟，而不是無政府的經濟。“有人說，市場經濟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我不同意這個觀點”，鄧榮霖補充道，“關鍵是要看政府做什么事，政府要做企業做不到的事情，而不能代替企業去做事”。

“從企業管理來說，找到消費者就找到了市場，政府要圍繞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制定法律，規范供求關系、市場關系，現在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絕不能還原到計劃經濟體制的企業管理”。

鄧榮霖強調，企業管理制度與人本管理要結合起來。“企業管理制度是遏制人的惡的一面，企業文化是引導人的善的一面，這兩個要結合起來，企業制度是硬的，企業文化是軟化的，軟硬結合，雙管齊下才能搞好”。

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創會主席徐淑英則縱論有責任的學術思想對管理模式的影響。她同時指出了管理學研究的一些亂象：第一，學者的薪酬、職稱都是取決于學術發表，他們到底有沒有創造幫助企業成長或者造福企業的知識，這不是最重要的。第二，學院的聲譽或認證指標取決于期刊論文的發表數量，到底學院對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響，也是其次的。第三，期刊看重理論性和新穎性，而非可重復的發現和有意義的問題，研究有意義的問題的越來越少。

徐淑英表示，三年前，全球28位關心管理學科發展的學者對此問題提出探討解決方法，提出從象牙塔研究轉向負責任的研究：創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識。“生產可信且可靠知識的科學工作，這些知識能直接或間接用于解決商業組織和社會中的重要問題。負責任研究的宗旨是生產能幫助學生、商業或組織可以應對21世紀重大挑戰的知識”，她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黃群慧所長則從改革開放40年中國管理學發展的基本邏輯角度談了他的學術觀點。黃群慧表示，中國企業管理學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49年到1978年是探索奠基階段，當時的企業管理學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導向型管理。1979年到1992年是恢復轉型階段，當時正在從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過度，開始有了一系列的學術研究，首先是向前蘇聯學，后來慢慢又開始向西方學習。1993年到2017年是第三個階段，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階段，企業管理在不停的探索創新。而2017年以后，管理學進入了新時代，這個階段應該有更全面的創新。

事實上，十九大報告在談到國有企業時表示，要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什么是世界一流企業呢？”，黃群慧分析稱，“要在重要的關鍵經濟領域或者行業中長期持續保持全球領先的市場競爭力、綜合實力和行業影響力，并獲得全球業界一致性認可的企業”。

“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任何一家企業能確信在世界市場競爭浪潮中獲得持續領先的競爭力，但是我們越來越接近了，至少從規模上，現在已經有這么一個發展方向了”，他表示。

在黃群慧看來，從規模上看，國有企業比民營規模更接近于世界一流企業，但要想成為真正的世界一流則非常困難，“除非走一條路，就是十九大報告里提到的，要深化改革，搞混合所有制”。

金蝶集團創始人、中國管理模式50人+論壇聯合發起人徐少春反思稱，過去我們一直向西方企業學習，那么中國企業、中國管理是不是應該擁有自己的哲學？為此，徐少春發起了“中國管理模式杰出獎”評選優秀的中國企業管理案例。“探索研究中國管理模式，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企業家的責任，也不僅僅是學者的責任、教授的責任，其實是全體中國人的歷史責任和擔當”。

徐少春提出，中國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首先，要有成功企業管理實踐，第二，要有現代管理思想，第三要有中國管理哲學的應用。“大家要有統一的哲學基礎，或者每個人都要有共同的信念，如果每個人有共同的信念，你這個組織就所向無敵了”。他認為，中國公司管理模式的本質是“致良知”。在企業發展轉型時期，企業家要有一顆愛心，保持良心。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則從中國領先企業成長模式方面的探究發表了觀點。陳春花研究了1992年到2002年十年當中，寶鋼、海爾、聯想、TCL和華為的發展。在她看來，這些企業在十年當中能夠保持領先的原因有四個方面。第一原因是企業內部有一個非常優秀的領導者。陳春花認為，這些企業領導者最大的特點是具有英雄領袖特質：對行業有奉獻、引領精神，不會只考慮企業自身。而對企業內部來講，領導者不是僅僅發展自己，而是要發展其他人。

第二個原因是領先企業找到了自己的管理模式。“他們解決了很多理論引進當中的難題，比如西方管理理論當中非常強調以人為本，但是他們很明確的發現中國人的職業化程度不夠，所以就轉化為叫以執行為本。不斷在強調人力資源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發現早期我們必須是討論職能分工的，但是我們一旦討論職能分工的時候，部門不合作，領先企業想辦法轉向流程導向”。

第三個原因是企業基于實踐找到成長之路。“這些企業都是做渠道驅動，而不是品牌驅動的”。

第四個原因是企業在戰略上會形成利益共同體。“他們非常在意跟政府的合作，非常在意跟利益相關者的合作，他們會很好的構建利益共同體，包括跟員工，包括跟上下游的供應商”。“這四個最重要的要素，使得他們成為領先的企業”，陳春花說。

陳春花指出，光有這四個要素還不夠，這些企業還形成了四個方面的能力：企業文化的能力，快速反應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以及愿景使命的能力。

IBM大中華區前董事長、首席執行總裁錢大群表示，中國管理模式已經在很多地方產生了影響力。他以海爾舉例稱，從海爾并購GE家電當中，可以明顯看到不同理論和文化的企業管理整合的沖擊。GE有著世界著名的管理體系，他們認為自己很懂管理，自己的流程也很有道理，“但并購后，海爾說，我進來以后，所有的經營都用當地員工，包括管理階層到CEO，唯一一個海爾堅持的就是在管理理念上，要用人單合一”。

所謂“人單合一”，錢大群解釋稱，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外界變化太快了，所以企業再用原來傳統的管理流程、理念已經來不及應對變化的速度，企業領導者要對員工有更大的信任，授權給基層員工，激發他們的潛能和活力，用很小的、敏捷的方式發展。

錢大群稱，開始整合的第一年，美國公司的領導有些人嘴巴上講好好好，但心里認為原來的管理體系不見得比海爾差。但兩年以后，情況完全改變了，一方面是因為GE母公司碰到一些問題，使得他們反思以前的管理理論可能不見得100%適用。第二個，他慢慢發現授權的優點，“你可以做決定，有幾個原則抓清楚了，大家要激發自己的潛能，原來說要做個東西，可能一年半以后才能做出來。但海爾的模式認為，如果要做就快快去做，用最快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去滿足消費者”。“我看到中國思維的管理機制擺到GE家電以后，誕生出來了新的活力“，他表示。

在談到數字化轉型時，錢大群表示，中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方面，走得不慢甚至是很快的，透過數字化的技術，包括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企業都在思考怎么樣去顛覆與客戶的關系，顛覆新的產品服務的創新。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對于運用新科技的投入力度和決心的平均水平，比所有調研的企業都來得大。

他還引用張瑞敏的話來告誡企業家，西方曾經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模式，在今天不見得是資產，還有可能還是包袱。但中國企業不見得有這些包袱，中國企業應該抓住機會實現時代的引領。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孫治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榮譽理事長張卓元出席并演講。張卓元回憶稱，1993年在起草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時，提出了現代企業制度四條特征：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但其實，這四條特征在起草文件時是最難攻克的問題之一。“以至于到最后，我們把國家經委的幾位領導請到玉泉山，包括陳清泰同志，反復研究”。“現在看來非常正確，尤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把管理科學算到一個基本特征是非常正確的”。黨的十七大報告起草過程中，在講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時提出了“三個轉變”，有一個轉變是“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物質消耗的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這再一次強調了管理創新的重要性。

“今天的管理學論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義的。對國家現代化建設，對整個經濟學科的發展、管理學科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張卓元表示。

在下午的主題論壇中，圍繞“改革開放與中國企業管理40年；華為如何構建世界級管理體系；新技術驅動下的企業戰略轉型與產業生態重構”等三個主要議題，與會嘉賓各抒己，見，探討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企業的實踐積累、經驗積累和理論積累，為未來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專家們表示，走進新時代，深化革開放為中國管理理論和實踐創新提供了最為豐厚的土壤和最為開闊的舞臺，期待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有更優異的表現。